“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即使是一个符合中国典型“优秀”标准的大学生，也未必能清晰地给出答案。但多数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选择扔掉了这些困惑的谜团，在“毕业即失业”、“不就业等于啃老族”、“不工作就是没责任感”等舆论的高压下，直接接纳社会的规则与诱惑。
“毕业后就一定要立刻就业吗？”带着疑问与迷惘上路，一些90后、95后毕业生或去贫困地区支教，或去中东地区救援，甚至就回到家乡继续思考探索，同时也将新的疑问抛回社会：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有没有可能对“慢就业”的学生们多些包容，多些鼓励？
“这一年，我去云南贫困县支教”
“从小学到高中，我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好好学习挣大钱，但本科毕业后，我希望自己能先去云南支教一年，来体会人生能有多么多元化。”北大历史学系毕业生刘书函（化名）告诉记者，大学期间她认识了很多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师兄师姐，他们分享的经历和感触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出于社会责任感，我不想仅仅满足于听故事，我想要去尽自己所能带来一些改变。”
“以前总在书本上看到说要大力支援西部，但需要支援的西部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去看看。”刘书函毕业后来到云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弥渡县，一年里她去了很多村镇，和当地老师一样完成上课、早读、晚读、晚自习、宿舍监察等工作，“一些学生的家庭贫困真的超出我的想象，甚至有的家庭因为火灾一个青壮年劳动力都没有，像来自牛街、德苴这些乡镇的学生即使坐车也得自己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我开始有意识关注国家扶贫政策，特别迫切地想要改变他们的境遇。”
“最让我感慨的是我的学生里有一个是他们村子里唯一考上高中的，他是全村的骄傲和希望，然而以他现在的成绩未必考得上大学。这就是贫困山区孩子们的教育水平。”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体会教育改变命运，刘书函中途还带学生回了一次北大参加西部愿望游学活动，“但名额只有八个，只能在全校范围内海选面试，最后选上来的同学望着我说，班级里的同学都让他们珍惜机会，回来跟没去成的人好好讲讲，也算圆了他们的一个北大梦，我当时觉得很心酸。”
“令人欣慰的是，游学活动后我们回学校举办了一个分享会，很多同学的精气神都变了，他们开始有目标去思考未来。”看到了贫困县孩子真实的生活学习状况后，想要迫切去改变的刘书函也收获了自己的成长。“我之前的计划是读博后在大学里当教师，而支教经历让我更理解教师这个职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更加坚定我想要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
“这一年，我就想停下来好好想想”
在同龄人眼中，谈龙洋（化名）多少是个“异类”。他既不像很多名校学生热衷于志愿活动，也不像其他同学焦虑于找份好工作，毕业以后，他直接背包回了四川老家。
“‘我想停下来好好想想’，这是我进屋后给我爸说的第一句话。”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的谈龙洋回忆道，当时他父亲绷着脸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很认真地告诉父母，我需要一年间隔期（gap year）去思考未来的规划，而不是像很多同学一样去与所谓的‘主流’妥协，想都不想就去电力系统工作，天天抱怨各种被压抑被埋汰。”
虽然学的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但大学期间谈龙洋对日语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想去一个日企做翻译，但不是很确定这是不是最适合我的选择。”事实上，在这一年间隔期内，谈龙洋丝毫没有闲着，他一边考着日语翻译所需的证书，一边在一个日本论坛上接兼职任务来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如果我连兼职笔译的压力都扛不住，更不用说去专业搞这一行了。”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和论坛沟通，我意识到专门设翻译岗位的日企越来越少，除非资质够硬，能够去签约出版社做书籍翻译，收入才会更稳定可观。”谈龙洋表示，自己现在仍不确定自己在日语翻译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实在不行，我再回电力系统工作也没什么遗憾，毕竟人有什么能力就捧什么饭碗。”
“这一年，我要帮难民儿童重塑生活”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大法学院毕业生董瑞祁（化名）在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到了约旦，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一起照顾叙利亚难民儿童并教授他们英文，“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里充满了悲剧，但悲剧的另一面是他们仍需要去重塑生活，我们认为语言技能是其中一项重要工具。”
董瑞祁一边聊着视频，一边发过来很多扎泰里难民营的照片，“6万多难民，超过半数都是儿童，他们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境遇？我当时就一个念头，我要帮他们。”通过一个国际组织，他来到了约旦。
“我在扎泰里难民营里，体会到了希望真正的分量。”董瑞祁告诉记者，除了捐赠给他必要的物资外，为难民营的孤儿提供英文教育是每天工作的重点。“对很多叙利亚难民孤儿来说，祸福都是无法避免的，只能接受。但你会看到，无论如何困顿，这些幼小的灵魂从未放弃对美好的追求。这种精神对我的激励，是任何书本上的故事都比不上的。”
董瑞祁的父母对他的选择不是没有过担心。“家里本来希望我毕业后去一间大律所工作，体面又多金，但这不是我内心渴望的精神状态。”董瑞祁表示，自己会定期给家里寄照片，打电话，父母也渐渐地理解他的选择，“我回国不用愁赚钱，而现在为了支援项目，得不停写邮件求助私人捐赠。有一天我收到了一笔来自父母的支持捐款，那一刻，我的感动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实习记者 袁璐）
专家点评：传统的就业观该改改了
“互联网社会影响的一代，95后不急于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新闻业务主任方毅华说。她认为95后是互联网黏度最高的一代，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互联网解放了双腿，弹性更大了，空间更广阔，信息更多了，找工作也容易得多。所以他们想工作其实随时可以工作，毕业就失业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了。”
方毅华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冲击了传统职业，也深深地改变了就业观，就业的方式与形式发生了转变。“必须要在机关办公，工厂里做工就是就业吗？看上去没有坐在写字楼里，就不叫就业吗？就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衡量就业的观念还是旧的。”
毋庸置疑，高校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双一流建设中就业率仍是一项硬性指标，那么高校是如何统计就业率的呢？在一份中国传媒大学2016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记者看到，就业统计类目包括签协议、国内升学、出国（境）留学、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志愿服务西部、参军入伍、待就业等8项。其中灵活就业、志愿服务西部基本囊括了NGO项目、支教、翻译、自由撰稿等工种，“但至少要开具一份自由职业情况说明才行。”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柳帆老师补充说。记者了解到，这份“自由职业情况说明”只要有相应机构签字备书即可。
尽管如此，在这份就业质量报告中，仍显示有73个本科生选择待就业。“每年的就业率统计情况差不多，但近两年从接触的孩子来看，选择不就业的人数应该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柳帆表示，虽然从学校角度很希望待就业人数越少越好，但高校就业情况统计体系仍给学生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做强制要求。
事实上，日前58同城一项关于近半数毕业生选择不就业的调查，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方毅华主任解释道：“经济基础还是最坚实的后盾。”现如今95后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多有稳定收入，家庭条件也不错。补贴家用不再是他们的工作目标。这些独生子女在比较宽裕的经济环境中长大，工作作为养家糊口的属性在他们的观念里开始淡化，工作更多地成了展示个性化的平台，他们有大把时间去孕育爱好，甚至实现梦想。
（编辑：牡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