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在哪里打工
1991年，一部名为《外来妹》的十集电视连续剧火爆荧屏。它所描述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打工、闯世界的鲜活景象，至今仍清晰地留存于人们的脑海中。
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明天我在哪里打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然而21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中国2.5亿农民工正在给出不同的答案。
20多年间，一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变，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历了2008年末、2009年初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工“返乡潮”之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开始选择返乡就业、返乡创业。这令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措手不及，在承受产业升级阵痛的同时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
必须正视，2.5亿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格局和就业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航船已经确定航向，产业升级调整转移的步伐不可能停滞，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城镇化持续推进，也给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农民工们在长年累月的打工生涯中增长了本领、开拓了眼界，更完成了他们的“代际更替”。老一代归隐、新生代崛起，老中青三代农民工的心态和诉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打工都要挑工作，孬活儿、脏活儿没人愿干”；家庭成员的团聚、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也越来越成为这一群体的深深期盼。
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是经济下行背景下出现不同程度的农民工“返乡潮”的深层次原因。为了不在农民工返乡时手忙脚乱、进退失据，各级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包括向农村和乡镇延伸就业服务的触角、建立农民工就业与流动统计系统、妥善处理好劳动争议和工资支付领域存在的问题、强化农村社保和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等等。
在任何地区、对任何群体而言，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总好过高流动性的灵活就业。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日渐增多的“工漂”、“厂漂”现象，呈现的只是农民工群体就业格局和就业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拉锯和相持。随着“调结构”的持续推进，“明天我在哪里打工”的答案也会日益清晰——留在东部的，将是知识、技能、个人诉求都能适应产业升级后企业需求的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的，也是更能顺应城镇化进程，符合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群体。
放眼长远，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经济波动起伏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动摇和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升升不止的大趋势。最终，“明天我在哪里打工”？能不能使城乡就业各得其所？能不能实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这不仅仅是2.5亿农民工的个人选择，更是政府职能转变、承担公共责任的根本方向。□(文/杨琳)
今日未见“返乡潮”
尽管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农民工“返乡潮”尚未出现，但距离“警戒水位”已经越来越近
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形势的动态最为敏感。在“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背景下，中国2.5亿农民工是否将出现2008年末、2009年初的大规模返乡潮？这成为了观察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在广东、浙江、河南、天津、江西、山东等地火车站、汽车站蹲点调研，均未发现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每年春运期间的“返乡大军”。
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记者连续三天上午在郑州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采访时，仅看到较少的农民工扛着行李走出出站口，没有成群结队的回乡人流。郑州火车站新闻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年六七月份没有感觉到异常的农民工返乡流。
在用工大省浙江，记者从杭州城站火车站了解到，今年7月发送往云贵川方向的旅客12.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如果精确到个位数，甚至还少了150人。义乌宾王客运站今年6月去往云贵川方向的客流人数为1637人，比去年减少58人。7月，去往云贵川的人数环比则略有上升，为2216人，比去年同期多201人。工作人员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小候鸟”回老家过暑假。
在天津，天津火车站宣传处处长靳森介绍，今年5～7月天津站旅客发送量的递增形势与幅度与往年类似，主要是大学生暑运。天津长途汽车公司西客运公司王栩强说，车站近几个月旅客发送量无明显波动。
在山东省烟台、潍坊、菏泽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记者看到这些地方虽然有农民工乘车返乡，但并没有出现成群结队的“返乡流”。
采访中，东、中部地区就业管理部门均表示，当前用工形势总体稳定。浙江省就业管理局政策制度科科长陈根元说：“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突发式、断崖型’就业下跌不同，本轮经济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相对缓慢，就业总体局势仍在正常区间。”
“返乡潮”虽尚未出现，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2008年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潮带来的震撼仍令人心有余悸。此时，摸清当前经济形势与就业压力的实际情况，探析其背后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不仅可以避免农民工返乡潮再次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更能因势利导地促进农民工就业格局与就业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升级转移同步转变、协调前行。
“一天打鱼两天晒网”
江西抚州的刘月好，辞工前在广州的一家轻纺厂做流水线女工，已经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她一直从事这一行，但最近刘月好却打算回老家了。“工厂接不到订单，不加班我就只有1000多块钱，吃住都要花钱。我已经50多岁了，现在经济不好，哪里都差不多。”
在东部沿海省份调研时，记者看到，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利润下降，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减少，以加班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一线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部分劳动者重新流入人才市场，频繁变换工作。
由于企业开工不足，计件工人过着“一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饥半饱日子，处于半失业的状态中，生活全靠“吃老本”。广东省人社厅介绍，随着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开始弱化。1～5月份广东省支柱产业之一的电子信息行业和机械制造行业利润增速同比回落6～7个百分点，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需求也同比下降了近10%。
企业开工不足直接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以“追求高薪”为就业主要导向的农民工选择重新择业，在务工地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比较抉择，“厂漂”现象明显加剧。
在广东省东莞市桑园工业区，记者看到，一个20多人的农民工队伍打包好自己的凉席被褥，带着风扇、水桶等所有家当，大包小包地往工业区走来。领头的工人说，这是他们这两个月来换的第三个工厂，“没有活儿干只能领最低工资，我们闲着不如去找能接得到单的企业，再不行到城区里洗车洗碗也能多挣一些。”
来自安徽池州的农民工汪孔颐这样解释农民工的“逐薪式候鸟行为”：“我们经常流动，因为小企业旺季给钱很多，到了淡季就让你走人。农民工没有安全感，也习惯了流动，随着行业的周期性而流动。”
经济不景气加剧了“短工化”现象，制造业的包工头队伍也正在形成。据山东省人社厅抽样调查，被调查的返乡农村劳动力中，39.2%的人在最近企业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6.8%为1～2年，16.4%的人还不足半年。其中，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则以“打零工”更为普遍。
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罗明忠说，目前没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及老年劳动力首先流入人才市场，他们主要以短工、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就业不稳定、权益无保障。受经济形势下行影响，这一群体人数明显上升，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大。
宛如一条“苦笑曲线”
记者发现，当前部分农民工返乡较为集中的行业多数集中在造船、建筑、光伏等行业。受宏观因素影响，相对2010年来看，这些曾十分繁荣、用工量大的行业出现了用工需求量减少、务工者流动性增多的苗头性现象，宛如一条“苦笑曲线”。
在天津市塘沽西开发区，今年48岁的安徽务工者张广全，和弟弟张广民一起在此地一个工地上做泥工。但由于近期天津阴雨天气较多，工地没活干，呆了不到一个月的兄弟俩打算返回老家。
“天津生活成本太高，吃工地食堂，一顿饭十几块，加上抽烟，一天要花费40块钱。我每天工资也就100多块钱，下雨天没活干，还得吃自己的，挣不了钱，还不如回家。”张广全说，近年来在他的老家安徽宿州，来工地打工的人明显减少，“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愿去工地干搬运、泥工、杂工等苦力活。
从事造船业钢结构的山东省蓬莱鸿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传真说，公司在近年春节期间最多130多人，现在只剩70多人，本地人占到80%，主要裁掉了外地人。“今年全球经济不行，造船行业都不景气，以前利润30%～40%，现在降至10%。本身活就少，保本就干，但还是吃不饱。”
长期管理服务农民工的烟台市公安边防支队副支队长宫明说，2010年以来辖区部分企业，特别是粗放型制造业经济效益下滑，部分企业逐渐对工人数量进行压减。以辖区两家大型造船企业为例，蓬莱京鲁船厂目前用工数量为2500余人。而在2010年，该厂外招工人数量为7000人，2011年为4700人。开发区大宇造船厂在2010年招工数量为5400人，2011年为4800人，今年年初已降至4400人。该厂还准备在年底前裁员至4000人以下。
此外，前两年发展迅猛的光伏产业，近期受欧债危机影响和美国发起针对光伏行业的“双反”制裁，主销欧美市场的光伏产业遭遇重创，无锡尚德集团、天合光能集团等国内光伏行业领军企业纷纷面临巨额债务压力。据媒体报道，位于江西省的光伏领军企业赛维LDK公司甚至不得不降低生产规模。2012年以来，赛维已裁员近5000人，占比约22%。
倒逼企业优化人力资源
由于企业盈利水平降低，高额的人力资源成本加剧了企业的负担。短单化、优员化、灵活化的用工方式逐渐成为企业新的用工模式，经济压力正倒逼企业朝人力资源优化重组方向突围。
受访企业认为，短单、小单有利于减少汇率波动及用工不稳定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浙江省商务厅监测，6月份浙江出口订单景气指数为94.6，仍处于微弱不景气区间。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出口订单明显减少，在手订单短小化倾向突出。同样的情况在广东亦有反映。据统计，5月份广东省大部分出口企业的订单环比4月下降或持平，小单、快单增多。
而随着沿海制造类企业订单“短小化”增多，工人也不愿长期留在工厂“休假式上班”，而倾向于干零工、散工、兼工。
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贵州人刘以波。他穿着得体的短袖衬衫和休闲裤、皮鞋，在一群等待揽工的务工者中显得有些突兀。“我是厂里的技术员，现在厂里没活儿，老板又不想放我走，就说好每个月给我1000元基本工资，我可以出来打打零工，等厂里有活儿了再回去”，刘以波说。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提速，用工成本加快上升，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有所减弱，对技术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记者采访的大部分企业都对生产设备和制造流程进行了升级优化，减少用工数量，增加用工质量。
在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规划科科长黄彩丹说，该厂一线生产员工为800～1000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一半。生产员工少，是因为企业不再走劳动密集的路线，而是往精生产和机械自动化发展，重在提高生产效率。未来，公司将继续优化用工，减少劳动型员工，向智能化道路发展。
由于订单不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受到影响，但工人赋闲对企业亦是沉重负担。对此，企业采取了内部轮调、生产外包、产权转移等方式，稳定工人并缓解经营压力。
中山市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公关部经理贾向军说，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已经吸取教训，不会轻易遣散员工，否则经济好转订单增加时，又会陷入有单无工的恶性循环。目前订单少，公司的策略是内部轮调，即多家企业共用工人，赋闲的工人会往有单的企业集中。
此外，“产权转移”，也是企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新探索。广东鼎鑫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冬说，“产权转移”就是企业退出生产领域集中做产品研发和销售，把原来的工厂转给企业内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并免费赠送设备、厂房及渠道等生产资源。新工厂零负担起步，并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作坊进行整合，在完成公司交付的订单之后，可以接外单。
“调结构”
调出中西部就业“蓄水池”
在东南沿海颇感经济下行压力时，中西部地区则初步展现出就业吸纳能力。在江西、河南、山东等地，记者发现，随着当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增多，工业化进程加快，就近就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多。
丰城市是江西人口大市，现有农业人口104万，城乡劳动力71.6万，农业劳动力55.12万。该市的省外就业人口已由2009年30.06万的最高点转为连年下降，今年降速更趋明显，到目前只有15.8万。而另一方面，省内就业人口则从2009年的5.79万增至去年的8.89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2011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268万人，省外输出1190万人，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劳务工省内就业人数同比增加了126万，其中约24万人是从省外转移到省内的。今年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河南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
“当前的就业形势可归纳为‘东部压力不小，西部动力更足’”，丰城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黄木根说，“中西部不仅是东部产业转移的‘项目池’，也逐步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这几年，丰城市相继引进了东鹏、斯米克、唯美等大型建筑陶瓷企业和富士康等电子企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外地人前来务工。
“今年以来中西部返乡就业的人数略有增加，带回了技术，对中西部是好事。”黄木根及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东部略微减少的就业需求在中西部地区不但得到了释放，并且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崛起，还进一步增强了内生动力、扩大了就业需求、提高了自身的吸引力。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今年初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计划在本乡镇内就业的占57.1%，在县外从业的较去年下降5.4%，接近九成的农民工的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准备创业的占13%，比上年提高5.5%。就地就近就业越来越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而在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同时，农民工也开始并日益注重家庭成员的团聚、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总量型过剩矛盾开始向结构型短缺矛盾转变，“体力型”劳动力向“素质型”劳动力转变，“城乡就业分置”向“城乡就业一体化”转变。
“离警戒水位已越来越近”
在东部沿海地区，记者发现，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依然突出、工业持续回升的压力依然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依然突出等一些共性问题，易对就业市场形成较快影响，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依然突出，外贸持续下行对相关企业和就业产生不利预期。例如，浙江对欧盟出口已连续6个月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增幅，同比分别回落3.9个和1.4个百分点。山东上半年对美国、日本出口仅分别增长3.2%和5.7%，对欧盟、韩国、东盟则都呈下降趋势。
其次，工业持续回升的压力依然突出。上半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一季度回落3.4个和1.1个百分点；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亏损户数530家，亏损额达45亿元，分别增长30%和45%。
第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依然突出。据广东省发改委对近100家企业调查，销售收入和利润双下降的企业占39%，手持订单减少的企业占47%。由于企业对市场需求回升信心不足、亏损增加，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出现由供不应求转向需求不足的苗头。广东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总体贷款需求指数为65.2%，为2004年调查开展以来最低点。同时，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从年初的1.16下降至6月份的1.05，表明当前就业压力有所增大，需要密切关注；而各地普遍反映劳动力成本还在逐步攀升，江西、浙江、河南等省普涨15%以上。
观察劳动力市场，则可发现短期来看，用工紧张暂时性缓解。回到人力市场的农民工重新流入了缺工企业，在务工地的“内循环”中暂时缓解了“用工难”问题。据广东省人社厅市场监测显示，全省市场月度求人倍率由今年1月份的1.16逐步下降至5月份的1.08。浙江省5890家监测企业中，缺工比例和调查缺工率分别回落至32.1%和2.88%。
但长期来看，招工难仍未根本解决。监测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和传统服务业用工缺口占缺工总量的70%左右，部分制衣、制鞋、纺织、箱包、五金、餐饮等行业因工资福利待遇缺乏吸引力，缺工比较明显，特别是少数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微企业、外贸出口型企业缺工已成常态化。
天津南洋胡氏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戴敏告诉记者，经济下行趋势下，素质差、劳动生产效率低的无职业技能者及老年劳动力将首先从工厂内“挤出”，其再就业的困难较大，难以在“内循环”中重新消化。同时，企业对技工的渴求仍难以满足，结构性缺工的状况未得到根本转变。
“尽管未见‘返乡潮’，但离警戒水位已越来越近”，浙江省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受访多位基层干部和用工企业家认为，尽管当前就业形势稳定，但不能忽视就业变化本身存在的滞后性。有关部门宜未雨绸缪、科学评估、统筹考虑，在经济相对困难时期要妥善处理好“调结构”和“促就业”的关系、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全力落实各项减税减负政策，并大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集体协商机制。□(本刊记者：黄浩苑黄深钢秦亚洲林艳兴潘林青方问禹)
来自湖南永州县城的余少龙今年刚满21岁，辞工前在东莞一个有100多人的加工厂做充电器，每个月拿1800多元的工资，工厂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淡季，他被老板“暂时”辞退。失业后的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家找工作，“我身上还有点钱，还可以撑一段时间，找份新工作应该不难吧？等钱用完了我再考虑回家的事。”
和余少龙作出同样选择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不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浙江、广东、河南、江西等地采访时发现，由于经济持续下行，企业用工规模缩小，部分农民工出现了“离厂不离城、返乡不返家”的现象。
一方面失业离厂的工人仍滞留城市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返乡工人在家乡城镇中解决了工作难题。受访的一些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移力度的加大，发展中西部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开拓县域经济对就业的吸纳空间，可以为此番农民工就业压力提供“减压阀”。
失业农民工滞留务工地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117亿元，同比下降2.2%。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企业呈现出订单不足、用工规模缩小的情况。由于订单减少开工不足，以计件工资为主要薪酬计算方式的外来工工资收入明显下滑，因此，不少人选择了主动离厂。离厂的外来工多数重新投入人才市场，在务工地继续找工作，出现了“离厂不离城”的现象。
余少龙已经在东莞的人才市场上晃了一个月，但是工作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找。由于企业用工规模缩小，部分地区的求人倍率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用工大省广东的监测，广东省市场月度求人倍率由今年1月份的1.16逐步下降至5月份的1.08。天津杨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说，过去她每天都能接到20～30个电话，工厂四处招人。但近几个月基本接不到企业求工电话了，而来人才市场求职的人明显增多。
这种情况在企业处也得到了印证，一些企业甚至在给工人发放最低基本工资的同时，允许工人到别的企业打零工“赚外快”，这更加剧了失业、半失业工人滞留城市的情况。义乌曼姿袜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刘文明说，有些公司会临时允许员工出来打短工，弥补工人工资收入不足，工人在务工地区域内流动明显增多。
同样在义乌，部分失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身无分文的他们睡在了当地劳动力市场前的空旷地上，引发了社会关注。据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调查，露宿农民工并非临时性失业的工人，而是一些短工、零工及不适合、没有能力外出务工的人员，这部分劳动力的能力、年龄、素质、竞争力无法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事实上，对这部分人群就业服务部门难以彻底解决其就业问题，他们还是比较适合返乡务农”，黄允龙这样说。
返乡者向中心城镇聚集
李重臣从沈阳返回郑州已经半个多月了，几乎每天上午都来到航海路“马路市场”找工作，除了在搬运公司打过4天的短工外，没有找到自己愿意干的活儿。虽然距离开封老家只有1小时的车程，而且交通十分便利，但李重臣一直不愿回家。每天住宿、吃饭等消费限制在50元以内。
今年26岁的李重臣说：“我喜欢城市生活，想留在城市，虽然现在吃饭和住宿都不如农村老家好，其他方面却都比老家强，就连找女朋友的机会也比老家多。在郑州，只要不挑剔，肯定能找到活儿干，能保证基本生活。”
本刊记者在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郑州市农村劳动力管理中心了解到，像李重臣这样原来在外地打工，返回河南后虽未找到稳定工作，却也不愿意返回县城或农村老家，继续在郑州寻找机会的年轻务工者越来越多，比2010年增长了约17%。
与老一代农民工失业后“回家种田”的选择不同，“返乡不返家”已经成为了新一代农民工转移的突出特点。而且，这不仅发生在内地的中心城市，随着东部产业升级转移和中西部工业化的崛起，中西部省份的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了吸纳农民就业的生力军。
江西省丰城市上高县十年前曾是江西省劳务输出先进县，可现在不仅“截流”，还频频向外地招揽农民工。上高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蓝觉明说，目前，上高县的劳动力市场还处于缺工状态，缺工1万人左右，县里鼓励本县农民工返乡就业，敞开怀抱欢迎县外乃至省外农民工前来务工。
河南省杞县常年有约20万人在东南沿海打工，但是3年来，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的发展，为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霄贤说，近3年来，县域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就业岗位增加了50%，达到1.5万人。仅集中在乡镇的商贸流通企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就吸纳了2万余人就业，农村小规模建筑业和沙石建筑原料行业，也吸纳了2万名农民工。
公共服务确保就业稳定
本刊记者在多地调研后发现，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就业心态可以用三个“不”来形容：不愿返、不能返、不敢返。城市的挤出效应明显，但家乡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造成了部分农民工“离厂不离城，返乡不返家”的现象。
有关专家认为，短暂失业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部门应提高工作主动性加强针对性，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引导工人再就业或者返乡就业，为经济下行压力下保障就业稳定提供平稳过渡。
大量失业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可以从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那次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中得到提示。据烟台市开发区公安边防大队政委迟典介绍，当时部分失业农民工由于生活窘迫，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在2010年一季度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中，失业农民工就占了总数的93%。
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的西侧围墙外，本刊记者看到，逾百米长的人行道已成为滞留务工人员的聚集地，不少农民工带着行李，或围聚在一起打扑克，或侧睡路旁绿化带树荫下，不时有农民工对着墙角小便，沿墙数十米能清晰辨认出小便痕迹。
对此，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罗明忠认为，经济下行时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属于市场调节就业的自发性行为。与其让大量闲置劳动力滞留于务工地，不如积极引导其返乡就业创业，缓解就业压力，避免失业群体滞留城市带来的治安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有关专家及基层干部建议，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确保农民工就业的平稳过渡。首先，积极运用失业保险、公租房等公共服务妥善安置失业工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建社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工作主动性，启动失业保险金，为工人们提供临时的廉租房、公租房，做好过渡时期的安置工作。
其次，提供及时、准确及针对性强的就业信息尽快实现再就业。黄允龙建议，应创新就业服务的工作方法，利用区域就业信息网络，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及时、准确、针对性强的就业信息，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第三，加快出台支持返乡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引导劳动力回流。河南省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霄贤、江西省丰城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黄木根等基层干部建议，劳务承接地应尽快出台一些帮扶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为返乡劳动力提供种养的技术支持，在融资、用地等方面提供优惠，改善创业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帮助农民工寻找新的职业路径。□
村里又见年轻人
随着农民工返乡就业，人们印象中村里没有年轻人、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孩子、老人)的局面正悄然改变
傍晚七点不到，喻阿群就乘坐江西省上高县中杰鞋业的厂车，回到距离县城30公里的界埠乡喻家村。回家后做饭、吃饭，然后给一岁多的孩子洗澡。为了方便照看孩子，今年6月她从沿海回乡上班。在这个只有20多户的自然村，就有四五个人在县工业园的企业上班。
在中杰鞋业，与喻阿群有着相同经历的人还有很多。25岁的进度登记员周绍辉，200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广东深圳务工，月工资在1000～2500元之间。今年6月之前，他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手机外壳，月工资2500元。来到中杰鞋业，他试用期月工资只有1100元，一个月之后略有增加。他对记者说，虽然工资比广东低不少，但这里离他自己家只有30公里，每天下班后都可坐厂车回家，感觉还是比在外面好。特别是去年他结婚了，现在妻子怀孕在家也需有人照顾。
该厂人力资源部主管吴云龙介绍，全厂1700名工人中有1400人都是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村里居住。厂里的员工宿舍虽然每月只需象征性地交20元住宿费，但仍然“不受待见”。倒是厂里的厂车供不应求，他们不得不购买了20多辆大巴在全县20多个乡镇早晚开行。
进入8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了江西、河南、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发现一些原来的“劳务输出先进县”竟然陷入“招工难”。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当地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当地许多农民工白天在县城上班，晚上回村居住，有的甚至重新务农，在村里搞起了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种养。以往，人们印象中的村里没有年轻人、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孩子、老人)的局面正悄然改变。
“再也不想出去打工了”
晚上9时，江西省上高县界埠镇堆峰村中心的3个代销店门前仍十分热闹。两三盏路灯下，七八个男子打着赤膊，抽着烟，正在纳凉休息。细问其中不少人才30来岁，他们有的是在县城工业园上班归来，有的刚刚结束一天的种稻或养猪等劳作。
31岁的宴洁新是其中一家日用品商店的店主。一年前，他还在广东东莞桥头镇开摩的为生。如今的他已经“摇身”变为村里的店老板了。他的店每月销量在5000元左右，他还购买了一张麻将桌和一张台球桌，吸引村民们娱乐。农忙时，他还会捡起老本行，用改装的三轮摩托帮村民拉稻谷、饲料等重物，赚点“外快”。
现在，宴洁新每月收入两三千元，跟在广东开摩的时不相上下。但他说，在外打工总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平时要省吃俭用，只能租一个月180元的破旧房子住，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而在村里开店，明显感觉自己是主人。“心态大不一样”，他说，他再也不想出去打工了。
当记者碰到一天前刚从东莞回村的宴江伟时，他正在宴洁新的店里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网。宴江伟以前工作的一家KTV关门歇业，他便回乡暂作休整。这位27岁的“后生”对以后的出路给出了三个选项：或是在家娶个媳妇，或是投资搞规模养猪，或是继续外出前往武汉寻求发展。
村会计宴建新告诉本刊记者，全村有户籍人口830多人，常年在村里的有620多人。目前，全村在县内打工的约有40多人，在县外乃至省外打工的约有90。而在五六年前，县外打工人数最多时候大概有200人，县内打工的不到30人，其余大约80人在家里养猪。几年前，村里养猪户只有5家，现在已经发展到45户。
与堆峰村邻近的界埠镇洲上村有人口1500人。村主任谢伟说，五六年前村里打工的人2/3在县外主要是省外，如今是2/3都在县城的陶瓷厂、纺织厂、鞋厂等企业上班，村里白天没有无所事事的人，但晚上却比原来热闹多了。
本刊记者发现，内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村里又见年轻人”的主要原因。目前，上高工业园是江西省级工业园、台商创业园，7万工人在此就业，许多农民工都过着白天在县城工业园上班、晚上回农村家里居住的新生活。
吴云龙说，中杰鞋业在广东肇庆等地有5个工厂，去年约有1万名工人，但现在只有不到8000人。而上高中杰的工人却从去年的60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700人。目前厂里订单充足，就是工人紧缺，与“万人大厂”的目标还有距离。
从“四处送工”到“四处招工”
上高县曾是江西省的劳务输出先进县。县劳动就业局经常遇到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用工企业来招工，安排用工企业吃住，还包车送工人去沿海企业务工，一车一车地送出去，输出一个人县里奖励200元。当时，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工人，有时候还要“打点”企业的用工负责人，每接受一个人要“表示”50～200元。
但这一切都从7年前开始逆转。2005年，上高县企业出现缺工，从此停止了劳务输出。如今县劳动就业局的工作方向已经“倒”了过来。不但“不欢迎”沿海企业来招工，来了不再安排吃住、不给摊位，就业局十几个职工从原来“四处送工”转变为“四处招工”。这几年，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湖南、贵州、河南等省以及省内邻近的县市招工，招到一个工人奖励100～200元。
现在，上高县仍然处于较严重的缺工状态。吴云龙对此感触很深：“如今就业选择很多，一个普工出厂，不用3个小时就可以重新找个工作。中杰鞋业招工，一般只要没有不良记录，即使手脚有些残疾，企业也会要。这既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也是招工形势所迫。”
为了招工，企业“明码标价”开出了“招工费”，新招男工工作满3个月50元，半年100元，女工则翻番分别达到100元和200元。熟练工则更加优厚，工作满一个季度就可领介绍费200元，一年可领到介绍费800元。
几天前，广东东莞的厚街人力资源市场得知上高县紧缺鞋工，打电话到上高县劳动就业局，称当地不少鞋厂要么订单减少，要么停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待业，邀请他们前去招工。上高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蓝觉明说，他们正打算组织中杰鞋业等工厂前去东莞招工。
与上高县同为劳务输出集散地的山东菏泽市，是山东劳务输出第一大市，农村劳动力一直比较充足。然而记者近日在这里采访时发现，这里竟然也出现了“招工难”。“常年招工，待遇从优”、“管吃管住、月薪三千”等红色招工标语时常可见。
山东省华宏制衣有限公司是菏泽市一家大型服装企业，满负荷开工需要1700余名工人，现在却只招到700人。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石晴林说，他们是一家人力资源密集型企业，把厂址选在菏泽就是考虑到招工相对容易。但这几年如何招到合格的工人竟也成了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之一。虽然开出了工资2000多元、缴纳三险、食宿全包等多种“优惠”条件，仍然招工困难。
在河南，情况也很相似。位列河南省“百强乡镇”第29名的濮阳县柳屯镇外出务工人员有2.15万人。截至7月底，柳屯镇返乡人数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0%，是濮阳县返乡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全镇的120多家企业中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需要1万名劳务工，这些企业也在不断招工。
柳屯镇镇长陈兆保说：“上半年返回的6400多人中，除‘4050’人员外都已经就业了。月平均工资超过2000元，还有绩效工资，工人们在家门口就业，吃住在家，还不耽误照顾孩子和老人。”
柳屯镇办公室主任管华说：“前两天，有媒体报道我们镇返乡农民工比较多以后，山东、宁波、广州的一些企业主动和我们联系，希望接洽招聘工人。有的企业已经来了，我们正想办法，看他们能不能多招收一些‘4050’人员，年轻、有技术的都已经就业了。”
（编辑：蒲公英）